我刚从看守所出来,讲讲我是怎么把共享单车搞砸的
我们在北京东南五环一间公寓里见到了23岁的町町单车创始人丁伟。身高近180厘米的他只剩下100斤的体重,房间塞满了吃剩的外卖盒和上任房客丢弃的家具,饮水机里一滴水都没有。
很难想象,去年此时他还是一个拥有两辆保时捷、一辆卡宴,名下有十来家公司的富二代。短短一年,他创立了被盛传“喷保时捷油漆”的町町单车,后来经历了家庭破产、公司倒闭、父母入狱、女友分手。被看守所放出来后,他带着一百来块钱和一条狗,成了做直播的北漂。而町町单车用户的200万押金,仍不知该向谁追讨。
丁伟的住处塞满了吃剩的外卖盒和上任房客丢弃的家具,饮水机里一滴水都没有。
父亲为他开好了公司
丁伟出生在江苏泰兴,做投资理财生意的父亲丁万青是当地颇有盛名的企业家。丁伟因此从小就成了丁家各大公司的股东,生活优渥,初中时每个月就能拿到三千多块钱零花钱。
丁伟和他的跑车。丁伟也不清楚这辆车的去向,“应该早就被我爸抵押了吧”。
2016年,辍学回国的丁伟接手了家里在上海开的珠宝店。他觉得这份工作“只是执行总部派发的任务”,根本无法实现自我价值。就在苦闷之际,丁万青发现他放着保时捷不开,反倒骑自行车上班,嗅到了共享单车的市场需求。
彼时摩拜、ofo烈火烹油,两家公司宣称每辆单车日使用频次为8-13次,丁伟父子得出了“每辆单车一年多就可回本”的结论,决定去南京创办共享单车企业。他们当时不知道的是,作为主要决策依据的骑行频次,后来被第三方机构艾瑞证实只有4-5次。
三个月后,丁伟安置好珠宝店回到南京时,丁万青已经为他准备好了2000万启动资金,租好了办公楼,办妥了工商执照,还招聘了二十几人的团队、安排了副总,甚至已经造出了町町单车的样车。
町町单车。来源:见水印
丁万青给公司取名“南京铁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”。丁伟很不以为然:“他说铁拜要比摩拜厉害,非要叫这个名字。这么老土会是我起的吗?”他在接受周刊君采访时坦言:“如果我爸没有这么主动推这件事,我不会去做共享单车的。”但无论如何,对当时的他来说,担任一家现成的共享单车公司的CEO,比经营珠宝店有意义得多。
丁伟凭着自己对跑车的了解改造了 “惨不忍睹”的样车,还把町町单车的轮毂用漆调成了类似保时捷的荧光烤漆,并配上了镁合金轮毂、碟刹和不掉链技术。这致使第一批单车的成本达到每辆1600-1700元(含运维费用)——后来媒体一度把这些细节传播成“町町单车用的是保时捷油漆,一辆车成本价1800元。”
尽管按照每辆车每天4次的骑行频次来算,町町单车回本至少需要两年多,但当时的资本市场根本无暇冷静,腾讯、滴滴等巨头斥巨资入局,市面上的共享单车品牌多到“颜色都不够用”。 丁伟频繁出现在媒体采访和政府会议中,町町单车也成了媒体口中“本地共享单车第一品牌”。七、八家找上门来的投资机构都因投资金额“仅有几百万”被丁伟拒绝。
丁伟曾作为“90后创业明星”接受媒体采访。
力不从心
尽管曾在国外修读工商管理,但第一次管理公司,丁伟并没觉得多得心应手。
最大的问题出在“人”身上。丁伟提出的要求是,每辆单车投放时,运维人员必须先用手机测试车锁是否正常,然后试骑,但他很快发现,“如果我不在,根本没有人按我的要求做。第二天很多车都是坏的。”
丁伟把这个问题归因于年龄。他说:“团队里很多人和我是朋友关系,年龄相似,懒是这个年龄的通病。”他也开除过很多人,但招来的新人“认真不了三天就开始马虎。”
丁伟表示很能理解:“真的很累,偷懒是正常的事情。苦到我觉得虽然我给他们工资,但是我真的很对不起他们。”为了确保单车可以正常使用,他只好每次铺车都亲自上阵。
2017年1月底,就在丁伟打算大干一场的时候,摩拜和ofo开始进军南京,一夜之间几万辆黄、橙单车铺满石城街头。在创立町町单车之前,丁伟想过和摩拜、ofo正面遭遇的可能,但丁万青告诉他:“南京会保护地方的企业,不让摩拜ofo进来的”——事实上,和当地政府“多多少少有点关系”是父子俩选择南京为创业城市的重要因素。
所有经历过滴滴快的那场烧钱大战的人都知道,对一个新兴的、强竞争性的行业来说,摩拜、ofo背后腾讯、滴滴这样的巨头进入意味着什么。当时摩拜和ofo融资总额都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,两家背后各自站着将近20位投资人和机构。但丁伟当时 “还不觉得有压力。”他回忆:“我看到路边这么摩拜和ofo,一下就笑了,觉得好玩了,有仗打了。”他的策略是,和南京公共自行车合作做助力车,使用公共自行车的车桩,再设立电子围栏,以此“和摩拜、ofo全面抗衡,既可节省成本,还可以立足南京。”
摩拜和ofo单车。摄影:汪许凯
变局
让丁伟始料不及的是,助力车刚设计好,丁万青就出事了。丁伟说他4月份才意识到家里的变故,但根据公开信息,丁万青执掌的普发创投遭投资者起诉的消息从2017年2月就已断断续续出现。
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,丁万青的普发创投及旗下子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当时町町单车已经投放了一万辆单车,积累了15万用户,按照单个用户押金199元计算,押金共计3000 万。丁伟称,町町单车的财务一直由父亲指派的副总把控,他“从没见过押金账户”。意识到押金可能被父亲的公司动用,他要求了解町町单车的财务状况,遭到拒绝后,他“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。”
丁伟表示,当时 “公司经常有人来找我爸,我没有办法、也没有心思管理公司了,町町单车交给了我爸”。公开资料显示,2017年4月,南京铁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由丁伟、丁万青变成了丁金玉、丁万青,法定代表人则由丁伟变成了丁金玉。
2017年4月,南京铁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由丁伟、丁万青变成了丁金玉、丁万青,法定代表人则由丁伟变成了丁金玉。
我们无从得知这一变更的真实原因——到底是为了“保住丁伟”,还是真如丁伟所说的“父子矛盾”。但可以确定的是,经过这次变更,在法律层面上,町町单车的纠纷和责任,都和丁伟没有关系了。
2017年6月,丁伟父母因涉嫌非法集资被捕入狱,丁伟则整日消沉买醉。与此同时,不少用户去派出所报案要求退还押金,町町单车已经成了大众眼中非法集资、创始人卷款而逃的骗子公司,被打上了“中国第三家倒闭的共享单车”和“第一家拖欠用户押金的共享单车”的标签。
8月下旬,因为父亲公司的股东身份,丁伟被带走协助调查。9月底丁伟被看守所放出来后,才知道父亲已经退还了14万用户的押金,剩下1万用户的共计 200 多万元的押金至今没有解决;而女朋友在他被抓那天“吓掉了孩子,还迫于家人的压力和别人订了婚。”
町町单车创始人丁伟
丁伟决定接受朋友邀请,去北京创办一家“直播公司”。初到北京的他只剩下一百多块钱和一条狗,只有前任房客留下的小被子御寒。直到我们登门采访,那条被子还和他姐后来寄的床品一起铺在床上。
浮躁的创业社会的切面
丁伟开始以“二代”的名字做直播,第一天收到了6万4千块钱的礼物。但他随后解释:“直播只是我用来熟悉规则的副业,我主业是做直播公司,我有自己的一套做公司的办法。”至于具体方法,他并不愿意多谈。
丁伟卧室里的直播设备是朋友提供的。在丁伟住进来之前,一支失败了的直播团队刚从这间公寓撤走。
丁伟觉得“在这件事里,受伤害最大的是我们家族。”他说眼下最紧迫的,是赶紧凑齐父母的三十万律师费,想办法还掉自己名下一百多万贷款。他说以后要在老家盖一座大厦,“就叫万青大厦,我爸的名字”。
目前看来,这位创业者要东山再起,似乎比普通人容易不少。他直播第一天就获得了价值六万多元的线上礼物;朋友已经给新公司租下了200平米的办公室;丁伟透露,邀请他担任高管、主管的公司几乎和要采访他的媒体一样多,“这些公司开出了几十万年薪”,其中包括某知名门户网站。
至于那迟迟没有退给用户的200万押金,丁伟表示:“从法律、工商层面,这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但媒体把我塑造成骗子,有朝一日我东山再起,不想这事再被翻出来。南京街上还有几千辆町町单车,卖掉应该能还掉一部分押金。”
但他的话已经不能作为町町单车的官方表态了——事实上,他已经无暇顾及此事了。更何况,退不了押金的又不是只有町町单车一家。整个共享单车行业在资本的疯狂助推下,以数倍于普通行业的速度发展。不管是丁伟这样的创业者,还是町町单车,或者小蓝、悟空、酷骑单车,都只是激流里一朵朵匆忙泛起,又草草消失的浪花。
投资人要求人们宽容创业失败者,但那些至今没有讨回押金的用户,对创业者和投资人而言最有价值的时刻,恐怕就是作为“注册用户”一栏里的四个或者更多“0”,出现在商业计划书上的那一刻吧。这就是这个浮躁的创业社会的切面。
对创业来说,失败本就是大概率事件。丁伟能否摘掉“失败的富二代创业者”标签,取决于他能从这次惨痛的经历里,获得多少商业智慧、学会多少责任担当。当一个创业者不再只是“玩票”,真正把用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时,才有可能避免在水退之后被发现是在裸泳。
文: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新媒体记者韩冰
图:除标注外均为本文作者拍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