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记作家李辉退休：他诠释了媒体人的另一条路

2016年10月17日，传记作家李辉正式从人民日报退休。

其实，李辉的生日应该是1956年10月20日。不过，在湖北老家，传统是只记农历生日，后来办身份证时，自己懒得查万年历，把农历9月17往后顺延一个月，身份证日子写成10月17日。

由此付出的“巨大代价”是，必须提前3天退休。

不过，李辉的职业媒体人生涯够漫长了。

从1982年大学毕业进北京晚报工作至今，已经过去了34年。 一些文化老人和同事好友，都喜欢劝他悠着点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他爱“折腾”。

李辉幼年练过舞蹈，在复旦大学上学第一年就参加了学校舞蹈队，到处演出。他还爱出去走走，对吃住都不大讲究，但习惯先租辆车，即便在外面走上一两个月也不觉得辛苦。

不过，爱玩之外，李辉又是个坐得定的人。隔个一年半载再见面，他准能送上一本新书。他笔下大多是文坛老人，曾有不少人调侃，他就是靠老头老太吃饭。

他还是一个直言之人。前几年，文怀沙最热的时候，他出马提出多项质疑，引起不小震动，从此文坛无怀沙。

许多文坛老人口中的“小李辉”退休了。对他来说，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，不再在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大办公室里写作了。

复旦大学舞蹈队时的李辉（右）

1978年，李辉离开湖北随州，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。当时，同班同学有72人。刚开始正式录取了40来人，包括像他这样的外地生。后来可能因为人才太多，又以上海本地为主扩招了一批。

那些学生晚几个月报到，因为家在上海，不需要住校，所以也叫“走读生”。他们也很优秀，比如后来的复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。李辉常说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，小时候都没读过什么书。因为上小学的时候，文革就开始了。1974年，他高中毕业后，下乡去茶场种茶。1977年初，招工进了工厂，到工厂子弟小学当老师。当年10月份公布恢复高考，他坚决要求考，但父亲是反对的。因为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，知识越多越容易犯错误。

李辉不管这些。因为他觉得只有高考才能到外面去。当时不存在改变命运的想法，就是想出去玩，要离湖北远一点，别在这个小县城呆着了。这是唯一的动机。

和陈思和一起在贾植芳先生家中

但考上复旦后才发现，以前读的书真是太少了。

1978年底，同学陈思和找他聊天，他说我们都喜欢巴金，就一起研究巴金吧。李辉当时很随便地答应了，就想有个事情做。

那个时候，恰好巴金开始在香港《大公报》上发表《随想录》。他俩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去看香港报纸，边看边抄，在外面是看不到的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去中文系资料室借书。进门一看，一个60多岁的瘦小老头坐在那儿。他问，你们找什么书？两人回答说，准备研究巴金。老头就拿过旁边一个架子上的书，说研究巴金要先看最初的版本，这是民国的版本。

他们这才知道，研究作家要从最初的版本开始。那个老头就是文坛大名鼎鼎的贾植芳先生，这是第一课。

说起来，这位贾植芳是个传奇人物。解放前，他坐过国民党的牢。解放后，1955年受胡风事件牵连判刑，又坐了10多年牢。出狱之后遇到文革，被安排在复旦印刷厂上班。

在那里，天天干重体力活，要搬运很重的纸张。文革结束后，回到中文系资料室，因为没有平反，还不能当老师。

他们认识了贾先生后，就经常登门吃饭聊天。很快，1979年贾先生就平反了。学校也没有让他上课，因为毕竟年纪大了，就让他组织青年教师编一本巴金研究集。贾先生说，你们两个也参加吧。对于贾先生，李辉跟我说了很动感情的一段话： “他好像受难的20多年，就为了等到我和陈思和两个人。而我执着地要到上海来，想看看新世界，实际上就是为了看他，我们对他都有一种对父亲的感觉。”

和巴金在一起

1982年，李辉大学毕业，当时并不想去北京。原因很简单，他担心北京太冷，也怕北方的东西吃不惯。但去了之后才发现，原来有暖气啊！

他选择进了北京晚报，因为觉得晚报会比较自由。那时候，全国只有三家晚报：北京晚报、新民晚报和羊城晚报，过后才慢慢有了其他晚报。

李辉在大学时研究巴金，到晚报后有机会见到巴金的京城好友。那时候，很多老人都健在。他就去找冰心，找沈从文，找萧乾，找卞之琳，他们都跟巴金关系很好。这就成了李辉的“巴金圈子”。

他的另外一个圈子是“胡风圈子”。其实胡风的圈子就是贾植芳的圈子，贾先生写信给胡风，向他介绍李辉。这两个圈子是后来李辉写作的主要领域。

李辉在北京晚报一边跑新闻一边做副刊，开了个栏目叫“作家近况”。就是找一些60岁以上的老作家，和他们聊天、拍照。每周发一篇，300字配一张照片。访问的人包括艾青、萧军、骆宾基、端木蕻良、聂绀弩、臧克家、胡风等等。

当时，他想一网打尽，所以找了很多人。后来，又编一个栏目叫“居京琐记”，就是请这些老人自己写，写他们在北京生活的酸甜苦辣。重要的文章，他都请丁聪作插图。这个栏目持续了三四年，发了很多文章。

与夫人应红

不过，李辉在北京晚报待得不太安心，老想调动。 那时，《文学评论》杂志想让他去做编辑，重返学术研究领域。80年代的大学生都觉得要么做大学老师，要么就做研究或者创作才是正道，当记者好像层次低了一些。

《文学评论》当时是文学界的权威理论刊物，李辉想能去那里多好啊，就跟报社提过好几次，领导坚决不同意，只好放弃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次去江西开会，遇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舒展，他是杂文家。他跟李辉说，我们那儿缺杂文编辑，你愿不愿意来？而且，到了人民日报可以解决住房，这很重要。

李辉1985年就结婚了，一直住在夫人家里。还有一个直接原因。1986年底，冰心给北京晚报写了一篇小小说，叫《万般皆上品》。主要是说知识分子工资低，还比不上街上卖鸡蛋的。报社领导有些为难，说现在不能多谈待遇问题，没让发。李辉说那不行，还是坚持要发。后来就做了很多修改，把语气都改了，很多质问的话改成了疑问句，总算还是发了。

他当时觉得人民日报应该敢发这样的文章，就坚决提出申请离开了。 但现在说起北京晚报，李辉还是很感激的。因为在那里工作五年多，认识了很多文化界老人。

与萧乾

李辉的第一本人物传记，写的是萧乾。 萧乾前后有过四任妻子，传说他每次见到冰心就说：“不好意思我又结婚了。”冰心是很传统的，用现在的话说是三观很正，也嘲笑过徐志摩。

她其实很欣赏萧乾。萧乾是她弟弟的同班同学，20年代就给冰心送稿费，他们关系挺好。

萧乾的婚姻让他很苦恼，过程很曲折，后来和文洁若的婚姻让他踏实下来了。尤其是当了右派之后，文洁若一直和他相敬如宾。

萧乾做过战地记者，又编副刊写小说，还做翻译，《好兵帅克》、《莎士比亚戏剧集》等都是他翻的。他是个多面手，对李辉影响很大。他也是记者、副刊、翻译、写作，就是向萧乾学的。

李辉的印象中，萧乾是个胆子很小的人，也很聪明。他在二战中当战地记者，是在前方占领之后，他跟进采访。这种方式也有好处，就是能够深入采访，所以他写出来的报道，大多是很好的特写。 跟萧乾相识后，就一直保持联系。直到萧乾去世，他给李辉写了200多封信，从写作到标点符号，都一一指出来，还像贾先生一样，规劝他不要放弃英语。

与胡风

1982年，李辉一到北京，就去见了胡风。 胡风一开始住在前门附近，后来搬到木樨地，跟丁玲住一个楼，萧乾住马路对面，所以就是一个圈子。

那时候经常去胡风那儿，去吃顿饭，聊一聊。 当时没采访，没想到要写书。

有一次，胡风写了一组诗让李辉找地方发，后来发在《飞天》杂志上，但没发全，可能因为太长。但胡风就不理他了，每次见面都很尴尬。

在李辉看来，胡风可能本身就是这种性格，再加上坐了那么多年监狱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所以跟老一辈打交道，要有个适应的过程，还得有忍辱负重的精神，而且每个老人的性格都不一样。

类似的事情，在王世襄身上也发生过。

有一次，有位南方的记者要采访收藏家王世襄，请李辉带去的。没想到王世襄对访谈稿子特别不满意，改得很多，还在电话里对李辉发火。旁边还有别的人，弄得很尴尬。

李辉说，我后来一年不理他，他可能也觉得不大好，打电话约我去吃饭，这样又好过来了。

与贾植芳、任敏夫妇

李辉一直很招文化界老人喜欢，有的老人叫他“小李辉”，不少老人记得他的生日。

在李辉看来，每个老人就是一个宝库，真是一句话胜读十年书，他们会讲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。 而要赢得他们的信任，第一是要对他很尊重，第二不要想从他身上得利，以诚相待是非常重要的。

在北京晚报工作时，发了几篇画家吴冠中的稿子。有一次，吴冠中突然来信，说我给你画了幅画，给个地址给你寄过去。后来又来封信，说怕寄丢，要李辉去取。

当时，吴冠中住在北京南城的劲松，还是他夫人商业局的房子。其实，之前他跟李辉从未见过面，但还是想感谢一下。

李辉常跟人说，80年代时，老一代人都对年轻人很好。现在六七十岁的名人，年轻人要跟他们打交道，简直难死了。他们的修养远远比不上老一代人。那些人学贯中西，修养又好，对年轻人又很关心，而且又无所求。你只要关心他，帮助他，跟他做事情，跟他聊天，他就开心死了。

黄苗子96岁时 但文人圈子是非也多。

前几年，画家黄苗子90多岁的时候，章诒和写他当年告密聂绀弩的事情，引来了很多关注。 李辉就是此事的见证人。

当时，章诒和想认识黄苗子，通过李辉找到黄苗子、郁风夫妇。李辉请他们一起在他家附近的餐馆吃饭，这是第一次见面。 后来有一次吃饭，章诒和请黄苗子给她父亲章伯钧写墓碑，包括给她的书斋题名，黄苗子都写了。

对于告密事件，李辉有他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，现在好多写历史的文章，都忽略大环境，不谈大前提。在什么情况下，为什么告密，告密是个什么背景，被要求交代和揭发，与告密是否同一性质？ 何况，聂绀弩文革期间的入狱，与章诒和的说法根本没有关联。所以他当时就呼吁把全部档案完整公布。

李辉一直认为，档案的公开应该是双方都公开，才能证实一切。 在李辉眼中，黄苗子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做事很严谨，人也达观，文化修养很高。他研究八大山人、吴道子和美术史都非常好，小品文也写得很好。 “关于告密事件的前前后后和来龙去脉，关于章诒和，我想我以后会找合适机会好好写写。”

与同学卢新华

与李辉面对面

水米糕：你说你一直没当过官，为何你的朋友们称你是“人民日报文艺部高干”？

李辉：我从来没做过领导，一直是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辑。前几年，我们部主任说你已经过了55岁，还天天做版面不太合适，就转任文艺部的办公室干事吧。所以大家开玩笑就叫我“高干”，“高级干事”的意思。

水米糕：你是媒体人、作家，还是学者？你对自己怎么定位？

李辉：我没有定位，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，就是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写作者。正因为对历史有兴趣，也因为对老一代人的尊重和钦佩，我会从他们那里了解历史，帮他们做一些整理。同时，也会写一些关于他们的文章。

水米糕：你觉得你的媒体人生涯是否有点另类？

李辉：我觉得没有必要都挤一条道。当领导就要开很多会，我做个编辑挺好的，比较自由，也比较放松。我认识的好多老一代文化人，也都是这样的，活得挺自在。

水米糕：从事传记写作这件事，是你年轻的时候就确定的目标吗？

李辉：我没有什么远大目标，一般是写完这个人物，发现另一个人物也有意思，就再写那个人。比如写了巴金写萧乾，写完萧乾写胡风，互相有交叉关系。后来写了沈从文之后，由他联系到了黄永玉。当时在北京有一个文化老人圈子，每个月吃顿饭，我是最小的。从90年代到现在，那些老人一个个走掉了。

水米糕：你当年复旦中文系的同学们，后来的人生境遇怎么样？

李辉：写小说《伤痕》的卢新华就是我的同班同学，就住我们隔壁寝室。当时班上有诗歌组、散文组、小说组。他的那篇小说写出来就贴在一楼墙壁上，很多人看着看着就哭了。 我们班上的同学，当官的不多，还是做文化的多一些，经商的也有，出国的更多。巴金的儿子李小棠也是我同学，他小说写得很好，有几部非常经典。他是比较散漫的人，可能因为是大家族出来的，功名看得很淡，活得很潇洒，后来就没怎么写。

水米糕：现在回想当年，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吗？

李辉：我现在后悔当年没有采访的人，是陆定一、胡乔木和周扬，其实当时都可以采访到。现在好多事情都遗憾，比如照片拍得太少，没有录像录音，我很少录音，现在很后悔。

李辉近影

（当代人物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