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一公放弃一切毅然回国，让所有人震惊

施一公，196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小郭庄。1984年毕业于河南省实验中学，并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（河南省第一名），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。施一公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。

清华园里的施一公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。1989年，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。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，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。

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，随后在美国纪念斯隆-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。他成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。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，他们有一对龙凤胎儿女。

2008年，美国着名的马里兰州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，向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、美藉华人施一公颁发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资助。当时，从事细胞研究的施一公，在癌症治疗的研究上开展了一条新的研究路线。他的实验室占据了整个大楼的一整层，并获得每年二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。

但让美国人震惊的是，加入美国国藉、在美国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，宣布放弃在美国拥有的一切，返回中国继续进行科学研究。

为此，他回绝了美国人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，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。

施一公回国后，任职北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。

现在，他已成为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，清华大学副校长。

而最近，他干了一件大事！12月10日，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西湖大学”）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，西湖大学以博士研究生培养为起点，开创了民间筹资建校的先河。筹建人就是以施一公为首的顶尖教授们。

著名物理学家、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通过视频祝贺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，他在致辞中表示：假如我年轻的话，我一定会加入他们的队伍。

“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民办的、含理工生命等多个学科的小型、综合性、剑指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。”清华大学副校长、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长施一公说：“她寄托着社会各界的厚望，承载着一代人的梦想。”

施一公先生到底有多牛？很多人其实没有太过直观的印象。

通过Scopus数据库分析一下施一公的主要论著，发现施一公先生这些年来总共发表了167篇重量级论文，而其中发表在《Nature》、《Science》、《Cell》、《PNAS》和《Nature子刊》等全球最顶尖期刊上的顶尖论文就高达76篇。（青塔）

施一公先生2008年全职回国后，以清华大学为第一单位发表的论文就高达60篇。

（图片来源：青塔）

他的回国预示了中国科技势必崛起！

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是拥有强大且众多的高科技人才。而对待科技人才丰厚待遇也成了重大获利点。而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因为贫穷，流失了一大批科学家，这才使得国家的科研能力目前与美国还有着较大的差距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，出于国家利益和战时需求，美国依靠以“阿尔索斯”命名的美军侦察部队，通过强制和非强制手段，把战败国德国、意大利的几千名科学家工程师带到了美国，迅速集聚了急需的原子物理学、核物理学、化学和数学等军工领域的专家。这些人才对美国二战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进入21世纪以来，美国连续修订、出台了《美国竞争力法案》、《加强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学及数学教育法案》等一系列有关国家未来科技人才发展规划的重要法案及政策，整体反映出美国政府的人才战略和强烈的忧患意识。

如今，中国的科技虽然取得了重大发展，与美国却依然有不小差距。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顶级科技人才问题。要向美国学习，吸收全球顶尖人才。

今天，我们伟大的祖国科技上真正渐渐拉小这些差距，真是有了像施一公这样的人才，不惜放弃自我的无限前途和个人梦想，而只为在世界的任何舞台都看到五星红旗在飘扬！

这些默默付出心血的科技人才，像屠呦呦、李四光、周培源、施一公、等等，相对于明星艺人，这些人更值得获得认同的地位和掌声！

我们欠这些科学家一个由衷的鞠躬！

施一公演讲：不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！

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，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。我们有14亿人口，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，我们号称重视教育、重视科技、重视人才。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，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，我们还是刚刚起步，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，但无论怎么样，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，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、创新能力、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。

有的人或许会怀疑，认为我说的不对，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、下海捉鳖了，怎么可能创新不够，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，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。我想说的是，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，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，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。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，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。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《辛丑条约》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，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，但大不代表强，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。

我在海外的时候，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，我会拼命去争论，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。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，在晚宴的时候，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，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，他很不屑一顾，我觉得很委屈、很愤懑，但是我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：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，你们在哪儿？但他回敬了一句，让我说不出话。他说：施教授，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，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。

在国内，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，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。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怎么发展，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，并形成一定的共识，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。

首先我想讲，大学是核心。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，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，学生从入学开始，就要接受“就业引导教育”。堂堂清华大学，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，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，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。

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，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，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。就业只是一个出口，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，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。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，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，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。大学，尤其是研究型大学，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，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。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，会造成什么结果呢？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。

清华70%至80%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？去了经济管理学院。连我最好的学生，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，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。

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，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，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。

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？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。大家没听错，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。术业有专攻，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，懂一点教育，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，办公司、当总裁，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。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，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，一边还要管金融。我们从领导到学校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，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、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，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。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，但是我笃信无疑。

我可以举个例子，Joseph Goldstein，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，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。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，包括辉瑞，现在非常富有，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。他两年之前在《科学》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，抨击特别强调转化。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，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，如何能转化。他说，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，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，转化是水到渠成的，当研究成果有了，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，不需要拔苗助长。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，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，很有意思。

创新人才的培养，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。我问大家一句，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？我觉得不鼓励，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，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，比如像我这样，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。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，同样有这个问题。什么是创新，创新就是做少数，就是有争议。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，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，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。

三年前，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，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，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。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，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。

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，说他小学的时候，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，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。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，说我不得不承认，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，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：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？

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，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，其实我很乐观，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，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，尤其是过去两年，我真切的看到希望。在这样的大潮中，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，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，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的贡献。

这样，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。

科学家是否适合创业？

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科学家，包括相当资深的科学家，开始进入创业的行列。有人就问：科学家创业的风口是不是已经来了？

高科技创业离不开人，其中重要的主体是科学家。如何看待科学家创业？是不是中国已经到了技术的爆发点？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，需要具体分析。有些行业的科学技术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点，而有些则正在酝酿过程当中，甚至还有一些远未成熟，所以从总体上很难笼统地说中国是否到了一个技术的爆发点。

什么样的科学家创业者会受到投资者关注？一般来说，可以分为两类。一类是年轻科学家，拥有比较独创而先进的技术，他们富有激情，极其渴望将自己的发明转化，他们意志坚定，百折不挠，具有极强的执行力、适应性与灵活性。还有一类是资深科学家，具备企业家精神。他们有远见、愿景清晰，对科学的认识兼具深度与广度，并且有鼓动性与号召力、组织力，善于沟通协调。

但是，成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，他们都需要组建懂得企业经营和市场拓展的团队，最好拥有可能建立市场壁垒的技术。有时候一个在科学领域已经很成功的人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成功反而会变成包袱，因为这样的人创业往往缺乏必须的冒险精神。

一个科学的工作最终变成一个产品甚至商品，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，但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大学教师们往往敝帚自珍，看重自己的技术，但对于真正实现商业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汗水和泪水并不清楚。这里面有投资人的贡献、经营管理者的贡献、企业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、法律财务后勤人员的贡献，等等。因此，科学家创业要有一种心态，其出发点应该是怎样将自己的科研技术推向转化应用，也就是将自己的科研提高到另一个境界。

任何一个高科技创业，从创意到技术到样品再到产品和市场，是相当长的过程。中国当前缺乏的是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到样品这一段的投资。基础研究有国家科研基金投入，到了样品阶段风险资本才敢进来，但两者中间的阶段，是一个空挡，需要有资本投入，进行孵化，后面的成功率会高很多。其实这并不需要太多的钱，希望得到高校、地方政府、私人基金会等资源的支持，会孕育很多可能性。

科学家创业要真的有激情，要有巨大的投入，还要充分估计高科技创业的风险和难度，而且找到合适的团队非常重要，要懂得与大家一起创业分享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