止庵：潮流不是唯一的方向

转自：环球人物网

本刊特约记者 李雪

个人简介：止庵，原名王进文，1959年生于北京，传记与随笔作家，著有《惜别》《周作人传》《樗下读庄》《老子演义》《插花地册子》《神拳考》等。

望京地铁一出来，本就不宽的道路被各种小杂货摊子、卖吃食的三轮车挤得更窄了，交通灯转绿，拥滞的人流四散而去，消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里。这里是北京的一个超大规模社区，止庵的书房就在这里。

转了几个弯，问了几次路之后，《环球人物》记者终于找到了那栋楼。上楼，敲门，一张棱角分明却眉目平和的脸出现在门后。屋里通顶书柜依墙而立，靠近阳台处两张小沙发隔着茶几，是对谈的佳处。这里像一个绝缘体，隔绝了外面的喧嚣、忙碌；唯有阳光，透过挂着灰的阳台玻璃，给这个棕色系的房间笼上了一层朦胧的金色。

这个书房，有种超脱世事的沉静和生活化的平易之美。

写作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事

40岁实现财务自由，然后随心所欲——现世的时髦人生规划，在止庵这儿早就是老黄历了。1982年从北京医科大学口腔系毕业开始当医生，1989年去外企卖医疗设备，2000年辞职开始写作生涯，这期间他出过书、当过副总编……这些对他而言，都像是洋葱一层一层的皮，是为了滋养和更靠近那个芯。“我这辈子认真干的事情就这一件：读书，其他都是读书的副产品。”

止庵爱好文学，可高考并没有报文科，这源于他的父亲、著名诗人沙鸥（原名王世达）在“文革”中的个人体验。“那时，好多人都要有一门本事，攒半导体、修自行车。但如果你以写作为生，突然不让你写了，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”但止庵把上大学的零碎时间，都用在了读书上。正如父亲是化学系毕业，后来成了诗人；学医出身的止庵，最终也成了一名作家。

这种选择，既是热爱，也是理性的。“人对自己要有设计，什么事能干、什么事应该干，我想得比较清楚。”对止庵而言，当医生，责任大，但创造性不强；在外企打工他更是目标明确——买了房，解决了居有定所的问题。那什么是自己能做而且可以做一辈子的事呢？止庵的答案是写作。“不计学历、不计年龄、不计性别、不计相貌，随时都可以干。”

20多年的医学教育及工作经历，让止庵在写作时受益匪浅，一是实证精神，一是逻辑判断。

“来一个病人，头疼、咳嗽，你怎么办？先量量体温，用听诊器听听，开个化验单，可能还得做透视。不能他一说有什么反应，你就判定是什么病，那多半会导致误诊。写文章也是如此，不能以讹传讹。”

比如《惜别》是止庵在母亲故世3年后，经历涓滴沉淀，凝练而成的生死体悟，书中，母亲生前的日记和书信，与作者的回忆和思考两相交替，于平凡微小的生活细节中彰显温情。止庵写作时，先把母亲在世时写给身在美国的姐姐的2000多页信通读一遍，把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东西抄下来，然后再拿着信一一核对。总共抄了十几万字，装了12个大文件夹。这样整理材料的人，在这个流行复制、粘贴的年代已经极为少见了，“你不能凭空想，印象最不可靠了。”

写文章得讲逻辑，是止庵的另一种坚持。“逻辑学有大前提、小前提，最后才有结论。好多人倒果为因，先给这个人定性，再去找相关的材料，这不行。什么叫大前提？必须得是事实或者公理，现在很多人根本不讲这个。”

比如某次开会，有个人批评：“张爱玲最大的问题是写东西太悲观、太黑暗。”止庵不认同：“他的话里有一个逻辑，就是悲观、黑暗是错，张爱玲悲观、黑暗，所以她写得不好。咱们说文字不通，这是错，这叫公理、大前提。但谁说悲观、黑暗是错？世界上悲观、黑暗的作家多的是，这不是人家的错，这是你口味问题。”

正因为这些信条，有读者评价，止庵的行文无喧哗矫饰，落实细节处见其幽微，情感留白处恰当自然、耐人寻味，却不故作高深，“他能够用最理性、最节制的方式写出最汹涌的情感”。

深爱历史，对思想着迷

除了书写自身见闻，止庵也是一名研究者。他深爱历史，也对思想着迷。现在人爱说，独立思考、自由思想，对此，止庵有自己的见解：“独立思考是独立于定论，独立于已经有的对这个人的看法。”如何做到这一点，那就是回到最初的状态去。

“历史评价一个人，会考虑这个人对现在的意义，然后对他定性。比如周作人，他背负着‘汉奸’之名；但我关心的是在他所处的历史情境中，出于当时现实自身的考虑。”

他写的《周作人传》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。1938年，周作人与沈尹默写诗唱和。周作人写道：“禹迹寺前春草生，沈园遗迹欠分明。偶然拄杖桥头望，流水斜阳太有情。”沈尹默读之“怏然”，回寄一诗：“一饭一茶过一生，尚于何处欠分明。斜阳流水干卿事，未免人间太有情。”周作人看老家被日本人占领了，很难受，诗作表现出对现实的关切；反倒是沈尹默认为，发生的一切和你没有关系，不必管它。在止庵看来，周作人并不缺乏对民族危机的关怀。

作为研究者，止庵更关心一个念头如何变成一种行为，把人引向一个他没法左右的局面，最后导致他成为历史的争议话题——止庵感兴趣的就是这个事情变化的过程。义和团运动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进入了他的视线。“义和团的成员大多来自农村，受过的教育就是听说书，或者一年看的那两出戏。舞台上有个关公或者二郎神，他曾经很向往，现在自己突然有机会变成这个人了。”在他新近的著作《神拳考》中，止庵抱着一种对历史人物的同情，“义和团的拳民都是贫苦农民，他们开始的动机就是认为国家有难，自己有能力帮忙。”

这些动机与结果的严重不对等，让止庵觉得：思想本身的存在就有其独特的价值，有时候没必要转变成行为。“周作人始终有个矛盾，他一方面讲，教训之无用：所有说的话，没有现实作用；一方面讲道义之事功化：所有思想都应该付诸实践，成为行为。这就是他最大的问题。他只要坚持其中一个都没问题。周作人和鲁迅想改造国民性，但国民性根本改变不了。他们是启蒙者，不是纯粹的思想者；他们要是纯粹的思想者，地位要比现在高得多。”

而止庵欣赏的另一位作家张爱玲，在这一点上与周氏兄弟截然相反。“张爱玲始终如一，一辈子不跟任何主义打交道，也不屈从于大的潮流。她选择一个人，离开一个人，做任何重大的决定，都发乎自身的判断。”

“思想者应该就是那样一种姿态。”止庵说，“他跟整个世界的潮流是相反的，他或许不能改变潮流，但至少让人发现，潮流不是唯一的方向。在这方面，孔子堪称代表。当所有人都往一边走，他却与大家背道而驰。他就像黑夜的一盏灯，不能结束黑暗，但可以带来光亮。”

生活随性，写作严格

止庵的生活，一半时间写作，一半时间旅行。“北京的生活非常简单，我不怎么出门，没有多少应酬；我不跟这个世界打那么多交道，就是写点东西，挣点稿费。”

这种生活状态，也随了他的笔名。《庄子·德充符》有云“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，惟止能止众止”，“止庵”之名便源于此。“我想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、不嚣张，悠着点儿。‘轩’‘堂’‘斋’等对我来说都过于隆重，我想象中读书的所在只是一处‘庵’——荒凉里那么一个小草棚子而已。”

这份自由恬淡的性情，和他母亲的影响很有关系。因为各种波折离散，止庵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几年。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，多年来他一直陪伴在母亲左右。母亲爱好广泛，多情而善感，“她赏月、看电影、观烟火、照料花草……养花，没什么名贵品种；她集邮，也没集到什么不得了的。但这种对普通生活的热爱，最简单也最难。一个人怎么能把自己的生活在现有条件之下变得好一点，我觉得意义非常大。再说具体一点，就是去热爱生活本身；而不是升华到从一个道理上、从一个意义上去热爱生活。”

止庵自己的那份生活情趣也体现在他的书房细节之中：茶壶下垫着蓝色描金的和纸；沙发侧边有个小架子，上面放着人偶娃娃等小工艺品……“我以前不买这些东西，这几年到日本和欧洲、美国，喜欢到跳蚤市场和古董店淘这种东西。”

读书、写书、偶尔会友，时间对止庵而言，不是匆匆的脚步，而是从书上一抬眼，云霞满天。“我也没表，连几点钟都不知道。”他看了看墙上挂的钟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，“那得上弦才能走呢。太费劲，就懒得弄了。”

生活上随性，但止庵承认，在写作上他是一个对自己很严格的人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这是他一个基本的人生观。从少时懵懂到中年老辣，止庵对文学的理解也有了些许变化。“你看巴黎圣母院的房子，如果不是地震，永远不塌。我小时候住在北京城，盖房子的时候，用的不是整块砖，是碎砖，就没想着长久。所以，写文章一开始你就要精心，最好说些别人没有说过的，要尽量让它存活得久一些。”